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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第三個彩虹女孩》的歷史與真實

所屬教程:英語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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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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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為融合了歷史、現(xiàn)場調查與文學創(chuàng)作等的綜合文體,非虛構小說在英語專業(yè)學生的補充閱讀中應占有一定比例。本文從地理、歷史、現(xiàn)實、文學等維度探討了2020年出版的罪案類非虛構小說《第三個彩虹女孩》對于阿巴拉契亞山脈居民和文化、美國當下諸多社會問題以及文學與現(xiàn)實的反差與相互作用等話題的介入,例證了非虛構文學作品對英語專業(yè)學生“深度”閱讀與思考能力的培養(yǎng)具有裨益。

關鍵詞:英語專業(yè);非虛構;美國歷史;階層;嬉皮

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院長張劍教授(2020)不久前發(fā)文指出,“現(xiàn)在的英語專業(yè)學生整體上沒有達到英語專業(yè)的水平”,而“英語專業(yè)的生存空間”在于“走高端路線,培養(yǎng)高層次英語人才”。所謂“高層次人才”,“應該具有多種素質和多種能力。英語教育應該賦予他們國際視野——開闊的眼光和遠大的志向。高端的英語人才應該有思想、有智慧,能夠掌握話語權,有設置議題和跨文化溝通的水平和能力”。作為高校英語教師,筆者深感中國英語教育正在進行著一場重大變革,在英語教育普遍“下潛”——普及化、低齡化——的今天,“高端”“高層次”確是英語專業(yè)必由之路。“高端”之路如何走,涉及課程體系、課程設置以及課程的教與學等多個方面。例如,就課程設置而言,曾有教師提出,在已經普遍開設“英語國家概況”這樣的課程的情況下,是否還有必要開設“美國歷史”?筆者認為,“美國歷史”之類的課程側重的應該是更深度的思考和研讀,而不是對基本事實的了解與識記,這正是“高端”所在。筆者在高校主講英語專業(yè)“《圣經》文化”“英美文學”“美國歷史”“英語時文選讀”等課程多年,頗知英語專業(yè)教育若要“走高”,既須課程彼此融會貫通,更須“深度”補充閱讀的支撐。此外,目前英語系學生主要的就業(yè)方向之一仍然是中小學、??茖W校及培訓機構等的英語教師??梢哉f,英語系的教學與中小學的英語教學密不可分;英語系學生學習的成敗,也必然影響到基礎教育階段英語教育的成敗。有鑒于此,筆者有意就英語系學生自身素質提升、應該在課本之外讀哪些補充書籍以及怎樣去讀,發(fā)表些看法,以期對大學英語教師同仁的教學與研究以及中小學英語教師的自我提升有所啟發(fā)。

就非虛構文學的特別意義,刁克利教授(2020)指出,“非虛構應該更加貼近物理空間的不加修飾的真實,更加貼近內心的不加掩飾的真實,需要作者的投入,如虛構作者一樣投入情感與想象,也如記者或社會學者一樣投入現(xiàn)場與切身體驗……為了求得最大的真,非虛構寫作者不僅運用虛構文學的手段,還需要運用口述史和田野調查等方法,置身文本發(fā)生場域,以填補現(xiàn)實與虛構的鴻溝。在這種深度的采訪和調查中,作者需要和受訪者之間建立信任”。作為融合了歷史、現(xiàn)場調查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綜合文體,非虛構文學可謂英語系學生補充閱讀之首選。筆者2020年曾在《英語學習》撰文介紹的埃瑞克·拉森(Erik Larson)便是非虛構文學的翹楚;而“新人”?,敗た破绽ぐ瘢‥mma Copley Eisenberg)的處女作《第三個彩虹女孩》(The Third Rainbow Girl),則因為其對真事、真人、真地方、真問題的探索,在新近出版作品中備受關注。此書入圍2021年埃德加·愛倫·坡獎的最佳罪案實錄獎項,其獨特的行文風格和內容在一眾入圍作品中頗為醒目。此書沿襲了自楚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以來逐漸建立的罪案類非虛構小說傳統(tǒng),“按照案件和生活中的真實邏輯來開展情節(jié),使用了新聞寫作的很多技巧……在真實新聞事件中進行合乎情理的創(chuàng)造”(吳琦幸,2010)。在許多方面,此書亦有近年此類型之佳作如《白城惡魔》(Devil in the White City)、《午夜北平》(Midnight in Peking)的特色。簡而言之,此類作品重要的并非罪案本身,而是罪案發(fā)生的“背景”,比如《白城惡魔》之于19世紀末的芝加哥,《午夜北平》之于盧溝橋事變前后的北平城。而在本書中,“背景”亦是反客為主。故事開篇,兩位女性受害者(即所謂“彩虹女孩”)體溫尚存的遺體被發(fā)現(xiàn)。不過,除了章節(jié)開篇和結尾是關于當下的命案外,中間大量內容都是自美國建國之前直到當下的、種種關于案發(fā)地的看似瑣碎的信息。此等行文貫穿全書。在書中,歷史與現(xiàn)實、他人與自我、死者與生者、小山村與大美國被拼貼在一起,形成一幅獨特的畫卷。

首先,就地理而言,案件發(fā)生于西弗吉尼亞州(以下簡稱“西弗州”)的波卡洪特斯縣(Pocahontas County,以下簡稱“波縣”):“伸出你的右手,對世界豎起中指。伸開你的拇指,如果這是西弗吉尼亞,波卡洪特斯縣就坐落在拇指肚上,一個凹凸不平的雨滴形狀的地方,大小接近羅德島。與我們熟知的那位印第安公主同名”。

位于阿巴拉契亞山脈的西弗州在美國歷史和當下都具有極重要的意義。本書開篇說,“阿巴拉契亞是個邊界,既非南方亦非北方;而西弗吉尼亞則是唯一一個完全在其境內的州” (Eisenberg,2020)。山是“唯一”,州是“唯一”,州里的人,亦是“唯一”。 而且,“因其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那些來自其他地方的大公司的大肆開采,西弗吉尼亞與大美國,形成了某種類似于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的關系”(Eisenberg,2020)——今年另一部埃德加·愛倫·坡獎入圍之作《赤血黑煤》(Blood Runs Coal)正是關于西弗州煤礦業(yè)工會內部權力斗爭的?!兜谌齻€彩虹女孩》中,兩位女性的遇害地點位于弗吉尼亞州與西弗州之間的分界線上,頗有象征意味。1763年,英王喬治三世將這條分界線劃為所謂英國合法殖民地與非合法地區(qū)之間的界限,“白人被禁止在此界限之西定居,任何跨越這條界限的白人都被命令返回;同樣,印第安人也被禁止進入界限以東的地區(qū)”(Eisenberg,2020)。今天的西弗州便在這條線之外(西)的部分,自古被認為是一片“廢土”(trash land),似乎也注定是一片法外之地。

罪案雖發(fā)生于1980年,但時至今日仍如幽靈般纏繞著這里的人們。在《地方與經驗:一個哲學的拓撲學》(Place and Experience: A Philosophical Topography)一書中,哲學家杰夫·瑪帕斯(Jeff Malpas)提出,個人對于地方的依賴,“經常體現(xiàn)為個人與地方在記憶上的聯(lián)系——我們記起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人和地方,兩者構成同一個形象、同一段記憶”(Malpas,2018)。“彩虹女孩”事件構成的記憶將波縣人,更確切地說是將波縣男人與波縣、西弗州、阿巴拉契亞聯(lián)系起來;這種記憶又成為波縣人今天定義自身、定義波縣、定義西弗州、定義阿巴拉契亞的一種“依據”。

“美國大概沒有其他地方會像阿巴拉契亞一樣承受了如此多的誤解和刻板印象”(Stewart,2012)。在許多美國人的眼中,阿巴拉契亞“一直是一片落后、貧窮、絕望、被暴力籠罩的地方”,這里的人令人聯(lián)想到的都是“醉醺醺的鄉(xiāng)巴佬、紅脖子,守世仇、造私酒。舉止怪異、不服教化、懶惰、酗酒”??傊?,是一群“異類”。然而,在那層“異類”的面具之下,是一副或許大部分美國人都熟悉但卻拒絕承認的面孔——真實的,或曾經真實的自己。這里的暴力事件“并非獨特的,實則是整個美國社會結構中深層次矛盾的反映和結果”(Eisenberg,2020)。在《山間喋血:阿巴拉契亞暴力史》(Blood in the Hills: A History of Violence in Appalachia)一書中,大量因“信仰沖突”“社會矛盾”“個人恩怨”等而爆發(fā)的暴力事件被一一細數(shù),編者得出的結論是“不能將山中的暴力事件歸咎于地理、文化上的與世隔絕,而應看到這些事件源自可以被定義的歷史原因,是這些歷史原因在某個特定時刻塑造了這片地區(qū)”(Stewart,2012)。換言之,不是這片土地滋生了暴力,而是特定歷史時刻的特別因素與這片地方“合謀”,造就了似乎從未止息的暴力;這里發(fā)生的暴力事件不過是美國社會這個從沒平靜過的大湖泊中的一片片小漣漪而已。例如,上文提到的《赤血黑煤》所展現(xiàn)的煤礦業(yè)工會,一面與資本家斡旋,為其工會成員贏得其他行業(yè)的工人們難以想象的利益,另一面又極端腐化、暴力、專制,儼如黑幫組織一般爭權奪利、草菅人命。罪案發(fā)生看似“山間喋血”,實則是資本與工人、聯(lián)邦與地方、強者與弱者從未止息的斗爭的具體體現(xiàn)。

“‘實際發(fā)生了什么和人們認為發(fā)生了什么屬于同一個歷史進程;歷史與記憶頑固地‘糾纏在一起。歷史學者應該尋求理解的是這種彼此的關聯(lián)如何構成人們的生活以及人們如何生活于其中的社會”(Goldfield,2002)。兩個遇害的“彩虹女孩”為這個故事劃出了一條“分界線”,線的兩邊是看起來不可調和的對立面:當?shù)嘏c外地、當?shù)厝伺c外地人、西弗州與整個美國以及傳說與現(xiàn)實。兩個女孩為了一個“彩虹大家庭世界和平聚會”的夢來到這片“惡土”,命喪于“此地”。

這片“惡土”也構成了作者艾森伯格生命中重要的一段經歷和記憶。本書第二章“一心分兩半”(“A Divided Heart”)正是有關于她與斯地斯人的糾葛。2009年艾森伯格大學畢業(yè)后在這里的一個救助青少年女性的項目做志愿者。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女性,她在紐約這樣的大城市形成的價值觀與在西弗州這片“蠻荒之地”的體驗之間產生種種沖突,沖突的核心或許是理性的知識階層在面對粗糲的生活和被生活磨煉得同樣粗糲的人們時所顯出的無力。在這里,艾森伯格感受到當?shù)匚幕心欠N根深蒂固的性的“原力”或“暴力”,并接觸到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同樣在痛苦掙扎的男性和女性。當?shù)啬星嗄昱c她產生的似愛情又似綁架的感情糾葛以及當?shù)嘏阅欠N既熟悉又陌生的屈服與叛逆、友情與敵意,讓她開始懷疑自己過去所獲得的知識的意義,甚至懷疑自己的這場所謂“支教”行為的正當性。當然,那種無處不在、似乎天生的“原力”或“暴力”,也使得那場多年前的謀殺變得“理所當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件官方從沒正式結案的兇案中,相信真兇一定是本地人的正是當?shù)厮痉ㄈ藛T;除了他們,似乎整個美國都認為真兇另有他人。刻板印象與真實個人的相互影響,在這一點上可謂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阿巴拉契亞男人既暴力、固執(zhí),又固守自己一套倫理道德標準的形象,既塑造著也折磨著這里的人們,特別是這里的男性。本書的第四章名為“一個完美的故事”,這個故事的主角是那種我們在許多恐怖故事中都非常熟悉的家伙——“我們不認識他,但都熟悉他的故事。他生活在山林中,有點瘋狂,離文明、法制、商業(yè)、家人都太遠,所以太放縱自己的身體、情緒和蠻力。生活緊貼土地,卻又貼得太緊——臟、濕、喜怒無常,要么開著大卡車,要么就步行。不相信外來者,為了保持自由,什么事都做得出來。他是弗蘭肯斯坦、狼人、格倫德爾、侏儒怪、獨眼巨人……他是《我唾棄你的墳墓》《殺人不分左右》《絕命休息站》《針孔旅館》《致命彎道》《伊甸湖》《致命玩笑》以及好些別的電影中的變態(tài)殺人狂”(Eisenberg,2020)??傊?,他是那個與“惡土”融為一體的“惡男”。在訪談中,作者稱“(當?shù)啬行裕┮餐瑯由钍艹鹨晪D女的、有毒的男權思維以及那個有關阿巴拉契亞地區(qū)男權思想的古老故事的戕害,而且他們也深知這東西的可怕與危害。我看到這些我認識的男人們飽經痛苦,也看到他們試圖掙脫這種束縛,與我以及與彼此溝通”(Zikmund,2020)。這些男人所受到的不公對待讓他們甚至跨越了看似不可逾越的“膚色界限”,“與費城、巴爾的摩、紐約和其他城市中那些因為不能提供保釋金而受到牢獄之苦的有色人種青年一般無二”(Zikmund,2020)。罪案發(fā)生后的十多年間,許多當?shù)啬腥吮徽{查,甚至被羈押,這些人均為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典型當?shù)啬腥恕薄H欢诮洑v漫長的調查之后,一位曾因仇視黑人而進行連環(huán)殺戮的在押犯忽然承認了罪行,于是嫌犯被無罪釋放。若在一本虛構小說中,這種“戲劇化”的反轉似乎是用政治正確的方式處決了“罪大惡極”之輩;不過,現(xiàn)實從來不是戲劇。

一宗謀殺案背后牽扯的不僅僅是幾個人和一個地方,而是整個美國——阿巴拉契亞、西弗州、波縣,就像當下美國社會的縮影,是那個表面自由、民主、富裕、強大的國家的“里襯”,一個光鮮表面日益磨損,露出來破爛本質的“里襯”。近年來,美國許多有識之士對日趨尖銳的社會問題和不斷走向分裂的國家現(xiàn)狀表達了焦慮之情。多位學者指出,2016年的大選結果并非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美國自建國以來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的一次集中體現(xiàn);而2021年也不會是這個矛盾得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的時候——真實情況也確是如此。

2020年出版的一本影響頗大的著作《種姓:我們不滿的根源》(Caste: The Origins of Our Discontents)對美國社會的集中矛盾有著頗為獨到的解讀。作者威爾克森(Isabel Wilkerson)有個重要看法,即:美國社會最嚴重的問題并非階級,而是種姓;而最熱衷種姓之道的,則是以中下層白人為首的民粹主義者——這些人還有專門的貶稱,“白垃圾”“紅脖子”“鄉(xiāng)下人”(hillbilly)等,這些人也正是特朗普的擁躉。威爾克森援引社會經濟學家繆達爾(Gunnar Myrdal)的話:“工人階級白人比上層白人更需要種姓分界,他們更有可能極力地宣揚黑人不應該取得高于最低等白人的社會地位”(Wilkerson,2020)。在各種訪談中,威爾克森亦多次重申,“可以突破的,便是階層;不能突破的,便是種姓” 。在她看來,與種姓相比,階層似乎是一種全然無害的存在。然而細究此等論斷,難免過于武斷,兩者的互相依存關系顯然比她的區(qū)分要復雜得多。

在2016大選之年,一部名為《鄉(xiāng)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的自傳成為現(xiàn)象級書籍。作者萬斯(J. D. Vance)(2016)希望讀者通過本書可以“不受種族棱鏡的影響,看到階層和家庭如何影響著窮人”?!霸谖覀冞@樣種族意識強烈的社會里,我們的詞匯往往只夠表達某人膚色——黑人、白人特權。有時候這些寬泛的類別有些用,但你有必要深入細節(jié)。我也許是白人,但我和那些東北部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們卻沾不上邊”(Vance,2016)。早在萬斯之前,“鄉(xiāng)下人”這個概念便在美國文化中流行已久。“南方的山里人被描述成原始、愚昧的‘鄉(xiāng)下人是美國流行文化中最長久、最普遍的形象之一,在整個20世紀不斷出現(xiàn)在美國流行文化的各個主要方面,從小說、雜志,到電影、電視節(jié)目,再到音樂和網絡……‘鄉(xiāng)下人形象被國家媒體和成千上萬南方山區(qū)內外的美國人用來支持或挑戰(zhàn)20世紀美國生活的主流——城鎮(zhèn)化、技術日益中心化以及二者合力構成的美國生活的程式化。這個詞和這個概念持續(xù)地被中產階級用來貶低工人階級南方白人(無論是否來自山區(qū)),被作為消極的負面榜樣以凸顯先進文明的優(yōu)勢,也被用來挑戰(zhàn)對‘現(xiàn)代‘進步之類概念不加思考的普遍接受和合法化的做法”(Harkins,2004)。

《鄉(xiāng)下人的悲歌》與《第三個彩虹女孩》談論的是同一群體。按照萬斯(2016)的說法,這些人的問題“并不是由政府、大公司或是什么人造成的”,而是歷史、文化、現(xiàn)實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產物。這些人并非窮鄉(xiāng)僻壤的少數(shù)派,他們在當今美國占據巨大比例。他們“非南非北”——既沒有南方種植園文化那種骨子里的優(yōu)越感,也沒有北方知識階級那種自由派的火熱氣息;他們有的,可能更多的是對于生活的不滿和失意。

然而,這片“蠻荒之地”又對那么多向往“自由”的人們(包括作者艾森伯格本人)有著“致命的吸引力”。1863年,當特立獨行的“界限以西”的人們從弗吉尼亞州獨立出來,以“州”的身份加入聯(lián)邦時,他們呼喊著“山里人永遠是自由人”的口號;今天,這依然是西弗州的“州訓”(Eisenberg,2020)。從20世紀60年代到罪案發(fā)生時,在弗吉尼亞和西弗吉尼亞地區(qū)一直存在著各種嬉皮公社,兩位遇害者要趕去參加的“彩虹社”便是其中之一。于是,《第三個彩虹女孩》便帶有了一絲嬉皮挽歌的味道?!稌r代周刊》曾作出這樣的總結:“如果說有一種東西叫作嬉皮信條,那么它應該包括以下這些靈活的原則:第一,做自己的事,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第二,別從眾,離開你熟悉的那個社會,徹底離開;第三,改變你遇到的每一個‘正常人,讓他們也迷上美、愛和快樂”(Miller,2011)。弗吉尼亞、西弗吉尼亞,乃至整個阿拉巴契亞山脈地區(qū)成了某種世外桃源與蠻荒之地的混合體?!皳肀мr業(yè)、自然、有機,反對工業(yè)、塑料、成品”(Miller,2011)的嬉皮士們涌到這里幾乎成了“理所當然”。當代著名學者勞倫·貝蘭特(Lauren Berlant)也曾公開表示,她在十幾歲時參加弗吉尼亞地區(qū)雙橡樹公社(Twin Oaks)的經歷對于她的理論形成具有重要意義。當然,這場運動也具有一定自相矛盾之處:一方面,來自城市的人們希望來到鄉(xiāng)野之地尋找“解放”,但遇到的或許更多的是野蠻,而不是田園牧歌;另一方面,這些“投奔田園者”也同時扮演了入侵者的角色,就像他們的祖先在幾百年前上岸“入侵”這片(更大的)土地一樣。

歸根結底,這本書當然也是關于女性,特別是“第三個女孩”的——那個幸存下來,但在許多傳說版本中被更殘忍地殺害(比如被丟進谷物切碎機中切得粉碎)的女孩。那個女孩與兩位遇害者一起懷著夢想出發(fā),但中途改變主意,返回了北方,這個決定使她活了下來。而這種經歷夢想破滅與生死危機而存活下來的體驗,讓作者與“第三個女孩”產生共鳴。這個幸存下來,但余生與精神創(chuàng)傷相伴的女孩(女人)名叫麗茲,但她還有著各種名字和各種樣貌,她們都曾是希望遠離塵囂,奔赴“自由樂土”的女性。

兩個滿懷幻想的“彩虹女孩”去了,留下的是那個(那些)放棄夢想卻僥幸活下來的人,她(她們)的生活中已經沒有了那道“彩虹”。最終,是誰殺死了“彩虹女孩”們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制造了這樣的女孩,也制造了這等悲劇的美國社會。今天,不斷撕裂著美國社會的種種問題就像阿巴拉契亞山脈,但它所分隔開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地域的南北還是文明與荒蠻?是男性與女性還是同一個人或同一個社會的兩面?什么是阿巴拉契亞?它真的是“一群與世隔絕,還在像美國早期開拓者們那樣生活著”(Stewart,2012)的人居住的地方嗎?他們偏執(zhí)、堅韌、魯莽、淳樸、暴力、直接、排外、獨立、自由、任性、樸素、貧困…… 也許,讀懂美國社會,我們可以從讀懂這本書開始。

最后,回到文章開篇的話題。以筆者十幾年高校英語專業(yè)教學的粗淺認識,目前本科階段英語閱讀仍然以名著為主,且閱讀方法仍然以接受權威觀點為主;材料缺乏時效性,方法缺乏思辨性?!斑^時”“懶惰”的閱讀,也是造成一些專家學者指出的英語專業(yè)學生 “失語癥”的一個重要原因。跳出“名著”“權威”甚至是“文學”的框框,在“新書”中“深挖、細品”(如本文結合美國歷史、美國當下社會、政治問題、文學中的“女權”等相關話題所做的探討),讓“課本”知識與現(xiàn)實問題緊密結合,教會學生“如何言說”,給學生更多的“可言之物”,這是英語專業(yè)師生都應該關注的緊要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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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field, D. 2002. Still Fighting the Civil War: The American South and Southern History[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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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kmund, C. 2020. The West Virginia Murders That Tore a Town Apart[A/OL]. (2020-02-25)[2021-03-30]. https:// s o u t h e r n r e v i e w o f b o o k s . com/2020/02/25/third-rainbow-girlemma-copley-eisenberg-interview/

刁克利. 2020. 文學之真與非虛構作者的角色[J]. 當代文壇, (4): 98—104

吳琦幸. 2010. 論亞紀實傳統(tǒng)和非虛構小說[J]. 文藝理論研究, (6): 62—68

張劍. 2020. 語言與知識的悖論:如何培養(yǎng)英語專業(yè)高層次人才[J]. 外國語文, (5): 1—7

王偉濱,博士,河北科技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文學翻譯。

以上有關英語學習:《第三個彩虹女孩》的歷史與真實的內容,來自《英語學習》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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